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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意见》提出，扩大乡镇政府服务管理权限，除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市、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使的行政强制和行政处罚措施，以及行政许可事项外，对直接面向人民群众、量大面广、由乡镇政府管理更方便有效的各类事项依法下放乡镇政府，重点扩大乡镇政府在农业发展、农村经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规划建设管理、生态环保、公共安全、防灾减灾、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服务管理权限。强化乡镇政府对涉及本区域内人民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、重大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的参与权和建议权。

记者：1984年中央成立“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”，对金融体制改革进行整体规划。请您回忆一下《金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出台的背景和过程。刘鸿儒：1984年10月20日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明确了我党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。不过，在金融体制方面只提了一句“在改革价格体系的同时，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，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”，我当时觉得不解，怎么只把金融改革与财政改革连到一起稍带上了半句话？后来趁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，我问国务院主要领导，他笑着说：“你的这个想法，实际也正是我们的担心之处，也正是改革的难点。财政是个透明的玻璃杯，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盈余和赤字多少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；而银行是个不透明的杯子，改革起来就要格外地谨慎，弄不好就会出现个‘黑色星期五’”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歼-20，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像是与我的心脏产生了共振，十分震撼，也别样亲切。”观众刘冲说。“这里是东北老航校的旧址，也是人民空军的摇篮，所以看到这些先进装备格外激动，就像看到了人民空军70年的壮阔征程。”观众马煜然说。

因此，张伟林也不无遗憾地表示，这次空中展示只能涵盖歼-20部分基本的特技动作，作为新一代的战斗机，歼-20“真正厉害”的隐身等能力是无法通过低空表演向公众展示的。相比于能飞多高、多远、多快这些“硬指标”，歼-20强大的任务系统是“软指标”，也是强强对抗中发现对手、消灭对手的关键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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